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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国家足球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子承父业的案例非常多见。
令人印象深刻的当然是丹麦门将施梅切尔父子两人都曾赢得过英超冠军。老施梅切尔效力伟大的弗格森曼联，小施梅切尔效力创造了英超现代童话的莱斯特城。
施梅切尔父子
现在效力于多特蒙德的挪威前锋霍兰德也注定有一天会登陆英超赛场。他出生在英国利兹，当时他的父亲阿尔夫-因盖·霍兰德效力于利兹联队，此后阿尔夫-因盖·霍兰德又在曼城效力3年时间。
不过，由于老霍兰德被曼联球员基恩恶意铲伤，他在曼城出场次数并不多，和后来加盟曼城的孙继海在一起训练的时间都很少，早早结束了球员生涯。如果有一天霍兰德加盟曼城缔造辉煌，倒是可以完成父亲未遂的心愿。
霍兰德父子
挪威足球子承父业案例还有很多。新科挪威超冠军博德闪耀的国脚中场贝里，祖孙三代人都效力过博德闪耀。博德闪耀在2020年成为挪威足球的神话，要感谢于现任主教练克努森，而克努森受邀执教该队，是因为原主帅奥斯蒙·比约坎(曾效力该队多年)看到儿子弗雷德里克·安德烈·比约坎成为职业球员，觉得继续执教儿子有点尴尬， 所以他改作俱乐部体育经理。
在人口较多、足球传统基础厚实的南欧国家，子承父业的案例也不少，但难点是下一代人能否突破父辈的成就。如果父亲本身已经很成功，儿子要想实现突破难度并不小。早先的保罗·马尔蒂尼是个杰出的例子，但球迷们曾经浪漫憧憬的马尔蒂尼三代人成为AC米兰领袖或许难以实现。
马尔蒂尼家族三代
近年的小基耶萨是另一个优秀的将门虎子，年纪轻轻就在意大利国家队踢上主力。如果某位读者还保留着10多年前《足球周刊》专访老基耶萨的那一期，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问题正是关于他在佛罗伦萨少年队踢球的儿子。
小基耶萨必须感谢命运的安排，即使他效力佛罗伦萨青年队时期，他的父母也不确定他会成为职业球员。刚好保罗·索萨执教佛罗伦萨，擅长提拔年轻人的葡萄牙人直接让18岁的小基耶萨成为主力，职业生涯首秀就是对战尤文图斯！
小基耶萨这样的球员确实会让人感慨足球和DNA的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可能也只是幻觉。他像是天生很会踢球，尽管技艺不如南美球员一样细腻多变，技术运用和阅读比赛能力却有着与众不同的自然、潇洒和轻松。
小基耶萨
类似“天生会踢球”的印象在身材并不出众的卡纳瓦罗身上也有出现。卡纳瓦罗的父亲曾经效力低等级联赛，卡纳瓦罗甚至很小就在作息、饮食等方面养成了很好的职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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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承父业的故事，我有过些许经历，关于英语。
我受到过的英语教育就是初高中英语。高中毕业以后，我没有再系统地学习过英语。我和英语的关系却很特别，在我掌握的所有外语里，英语是最能从我内心里自然流出的语言。有时候我会觉得自己英语说得真难听，口音像是英美加爱澳到处摘取拼接的结果，有时候又会觉得自己说得真好，某种近似母语的自然流出感。
十多年前有次在德国坐火车，邻座是一位澳大利亚人，一看就爱聊天爱写作的类型，手里拿着一个鼹鼠皮笔记本。我们聊着聊着，越聊话题越大，从环境问题聊到工业时代人的异化。我发现他总是在记录我的话，最后他突然冒出一句，“你知道吗？我在澳洲有很多中国朋友，但你是我见过英语说得最好的中国人。”
我是否相信或者满意这个评语？不。作为一个外语专业学生，我知道是否接受过外语专业培训所意味着的差异。但我确实肯定自己说英语存在某种独特的自然程度，这一点和成长环境有关。
我父亲是一个中学英语老师。他和我并不说英语，他的英语水平只是文革后期省立师范学院学生的水平。我小时候在一堆自己不明白的词汇里长大——学生上门问的问题，父亲书柜里的书籍，满耳、满眼都是过去分词、关系从句、can/may/must、不定式、there be……
父亲并不刻意教我，我一直不明白这样的语言环境是匮乏还是富有。到今天我仍然相信是匮乏和富有的并存，例如那个年代没有IPad和手机，也没有电子游戏，所以我会反复地翻开父亲书架上那些看不懂的书籍，旁听父亲对学生的讲解。
一方面是我什么都不懂，另一方面是关于英语的各种概念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血液，而我当时并不知道。在后来的年月里，使用英语这门语言始终让我感觉奇特，一方面我知道自己缺少专业培训基础，另一方面却又觉得使用英语时像有一股绵绵之力，可以根据对话者的语言水平及时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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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足球界的子承父业，很自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大多数的球员无法把自己的小孩培养成球星？
设想别人小孩如何教育总是很容易的，就像以前很多人设想过搞一批中国小孩让他们从小苦练技术然后我们就可以很巴西了。
事实是，每一个小孩的成长过程都是他(她)和这个世界的巧合与缘分，有太多的内容并非家长刻意灌输即可决定未来。
一转眼，我们的女儿Bea快4岁了。从她的成长里，我也时常体会到“子承父业”这件事情的奇妙。
很多人问过，我们平时教Bea说什么语言？当然是中文。在学校，和老师、同学说意大利语和英语，回家以后，我们也不会给她补习或加料，语法错误只是偶尔纠正，并不强求。
我和Bea妈妈都不觉得因为我们会说多种外语所以女儿必须从小学习多种外语。她的语言应该有一个自然形成过程，如果她未来想学更多外语，这将是她自己的决定。
随着Bea越长越大，家庭环境的浸染多少会自然地表现出来，肯定比我小时候和英语的关系又进了一步。例如我在家里播放的西班牙语歌曲，如果恰好有她喜欢的，她就会留心去辨识歌词，最后自己唱出来。
她从来没有学过西班牙语，只知道这是每周固定来家里打扫卫生的古巴阿姨使用的语言。她听出的歌词错误当然很多，但正确的部分也不少，甚至能听出完整的句子。
父母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觉得这是问题的实质。或许什么角色都没有扮演，只是一个忠诚的陪伴和一种心理舒缓——让小孩感觉到，这不过也就是另一种语言而已。小孩在这样的环境里并不一定是在体会资源的富足，而是匮乏，因为父亲听的只有南美的西语或葡语音乐，喜欢是暗藏着回报的，那就是能更多地参与进父亲的世界。
再回到足球世界里的子承父业，为什么北欧国家子承父业的故事似乎比南欧要更多？我认为家庭浸染同样存在方式和密度的差异。
北欧国家人口较少，职业足球俱乐部的设置不像发达足球国家一样壁垒森严，场地条件也方便，所以小孩从小可能有更多和父辈一起踢球的空间和机会，即上文所说的“陪伴过程”。足球更有其特殊性，父传子的示范如果不是发生在球场上，仅凭口头讲述是难以实现的。
而在职业足球体系发达的国家，很多球员父亲自己就有密集的训练和比赛日程需要应对，没有可能经常和儿子一起踢球，顶多是陪同小孩去足球学校接受训练，提供口头指点。因此，除了小孩天赋各异，家庭浸染程度也决定了父辈能否把足够多的精髓内容交给下一代。
本文作者：王勤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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